沪苏浙的断头路打通了吗？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结算是否通畅？8月7日，16位上海市全国人大代表赴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和浙江省嘉善县调研，了解有关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推进情况。当前，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已经印发的大背景下，三省（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上海）制定了各自的实施方案，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但《规划纲要》至今仍未正式对外公布。相较之下，《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则是先出台整体的规划纲要，5个月后由广东出台具体实施方案。“实际上，2014年启动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至今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国家重大区域战略是中央的顶层设计，从提出过程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结合的结果。”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杨开忠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分析指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形成，“自上而下”的力量相对更加突出：“不同的过程适应不同的地区制度环境。京津冀、长三角发展战略涉及的是一般省、市制度，粤港澳大湾区则涉及一个省和两个特别行政区，有其特殊性。”（Q：时代周报A：杨开忠）城市群建设走上“上下结合

建议在新成立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基础上，延展跨区域管理的功能，建立类似于美国纽约都市圈的跨地区的战略性事务管理当局，设立长三角一体化规划局、长三角一体化基础设施管理局等。在实施三年计划的同时，布局远期战略。随着6月初长三角三省一市签署的《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出台，长三角发展掀开新的篇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标世界级城市群。目前，在长三角核心的地区中，上海去年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3万亿元，江苏、浙江也分别超过了8万亿元和5万亿元。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江浙沪三者间如何突破行政区划边界，形成整体发展优势格局至关重要。近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吴越。作为新聘的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吴越认为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宏观上的机制深化和微观上的落地抓手，是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向纵深处推进时需要着力进行把握的。长三角承担中国战略引擎《21世纪》：如何看待此次《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的出台，当前该如何准确认识长三角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吴越：从在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长三角地区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本规划纲要是指导长三角地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体化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在最新公布的规划纲要里，“人才”成了高频关键词。纲要明确，要共建统一开放人力资源市场，加强人力资源协作，促进人力资源，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在区域间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长三角区域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人才聚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数据统计显示，全国共有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19家，长三角区域的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合肥就有5家，占全国总量的1/4。尽管长三角人才流动日益频繁，但由于政策不统一等形成的“痛点”，依然影响着人才流动的便利度。如何来破除区域间要素流动的机制体制一体化的最大难点？如何以改革为引擎，为更高质量一体化来提供内生动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吴越将为我们解答。人才流动是长三角地区发展的良性助力记者：我们都知道长三角要素流动，这里头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人才。对于人才这一要素的流动，您的感受和观察是什么？吴越：其实我本人也可

新冠疫情提出了三个有关GDP的问题，倒逼城市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第一，城市的经济高增长是否带来了好的社会服务？新冠疫情暴露出超大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的短板。比如，迎战新冠疫情，动员国家力量在武汉紧急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这是救火。只是大多数城市每年的公共财政投入多数花在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项目上，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没有同步增加。第二，中国城市的高楼林立与夹在其中的城市环境盲点之间的反差。城市环境治理常常被认为是处理污水、大气和土壤，其实其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要有生命共同体的概念。第三，城市发展高版本和城市治理低版本的反差。这是导致前两方面失调的更本源的问题。新冠疫情暴露出中国城市发展3.0与城市治理1.0的矛盾。城市发展从1.0、2.0，到3.0分别是单个城市、有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多个都市圈组成的城市群；城市治理从1.0、2.0到3.0是科层制的城市统制、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扁平化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如今疫情暴露出的矛盾是城市治理滞后于城市发展。时下有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将新冠疫情的失控蔓延归咎于城市规模而不是治理。说城市规模小的话，病毒性传染病疫情发生的可能性就小，就算发生了

2019年度“变革与创新规划论坛”，暨中规院（北京）规划设计公司技术交流会于2020年1月13日完满召开。“变革与创新规划论坛”是公司一年一度的技术交流盛会，汇聚公司应对新时代变革形势，谋求创新发展的最新探索。论坛特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凯副院长作主旨报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在一个快速城镇化的时代，经过40多年的发展，进入2020年，中国城镇化将会呈现出哪些新趋势？王凯以《2020年后中国城镇化的趋势和特征》为题，介绍了中规院接受有关部门委托对这个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初步发现。报告分为三个主要部分：（1）当前我国城镇化的现状特征，（2）影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因素，（3）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与判断。一、当前我国城镇化现状特征1.全国人口总量增长放慢，城镇化增速趋缓最近几年，我国城镇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第一点是人口的总量增长最近放慢了。过去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在15亿左右，现在的预测是，到2030年前后，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在14.5亿左右。这个预测要低于原来的预测，原因是，尽管我们二胎放开了，但是出生率比想象的要低很多，特别是去年出生的人口数量比预计的要少很多。2

时下，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走势受到公众高度关注，新冠疫情对本年度中国经济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向好根本趋势是否会改变？最近，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一场公益精品直播课上，浙大经济学院院长黄先海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以“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如何破解困局”为主题，对疫情影响下我国经济发展作出科学研判，为提振经济、破解困境提出应对举措。评估疫情背后的中国经济问题自疫情发生以来，作为一名学者，黄先海一直在思考疫情背后的中国经济问题，他做客了浙江卫视《科学控疫情，统筹谋发展》进行解读，撰写的《全省稳企业防风险绩效评估报告》也得到了省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在此次直播课上，黄先海教授首先评估了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程度。他研究认为，疫情冲击的静态影响是严重的，这将直接使得第一季度经济产生1%的负增长，相应的全年GDP自然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在4.5%左右；但如果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举措积极应对，今年的GDP增长率仍然有望达到5.6%左右，从而能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预期目标任务，圆满收官“十三五”规划。从三大层面提出应对之策在直播课程中，黄先海就宏观经济、微观企业、个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与此同时，乡村衰落的现象也客观存在，例如经济不振、贫困集聚、生态环境污染、资源利用低效等。改变城乡发展策略、激活乡村发展动力，成为当务之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标志着，我国乡村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无论是乡村振兴战略，还是生态宜居目标，实现起来均非易事，而是一个综合工程。“万丈高楼平地起”，施工之前，有一张完整、清晰的建筑蓝图，往往才能事半功倍。做好乡村规划，正是在绘制乡村振兴的蓝图。做好乡村规划，要深入乡村、因地制宜、对症下药，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强化乡村规划引领。“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通盘考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注重保持乡土风貌，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那么，如何通过编制乡村规划，来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个人认为，要在规划

2月23日上午，“国家治理与财政绩效论坛”在杭州召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地方财政与基础设施研究中心主任赵志荣进行主题演讲。赵志荣指出，在国际上，“善治”的提法很多，就是有效协作，还有多维治理工具。不单是传统的规治，不单是财税的工具，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包括非正式的人与人之间，包括社会群体之间达成的一些活动规则，都可能成为治理工具。还有就是它的多元目标，多元目标不单关注效率，关注公平，还关注城市的透明参与和其中的包容度。在谈到政府跟社会部门的协作时，赵志荣提到了国内探讨很多的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赵志荣强调，在PPP方面，美国一直非常谨慎，在高速公路领域发展了几十年只有几个案例。相比之下，中国推广很快。做PPP热的冷思考，对整个国家会有好处，可以看出现在政府也做了很多调整。赵志荣指出，政府跟公众跟社会部门互动的一个例子是溢价归公。基础设施资金可以归为三大类来源，一类是一般性资金，另一类是向设施直接使用者收费，两者之间非常大的空间是溢价归公。很多人不一定是设施的直接使用者，但是他也从设施里得益。如

2020年3月20日，上海同济规划院空间规划研究院、培训办和党总支宣联合通过线上视频会议，开展了空间规划系列第六场学术交流活动。本次活动由我院空间规划研究院院长孙施文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发展与管理系主任石敏俊教授进行题为《空间极化与城市发展》的学术讲座。一、研究背景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专题讨论区域经济发展，提出区域发展新思路：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为区域发展主要形式，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二、发展要素的空间极化1.经济、人口和产业存在空间极化经济和人口明显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极化流动。都市区核心城市单位从业人员占全国的份额从2000年的36.5%增加到2017年的48.3%，都市区外围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其他区域的份额趋于下降。产业发展存在空间极化。从产业份额看，在容易流动的35个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中，都市区核心城市平均每个城市拥有23.9个专业化部门，远高于其他区域的1.8个。从变化来看，从内陆与沿海的地带性极化走向中心城市极化，中部地区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基本格局仍未扭转，空间极化仍在持续。图12005与2013年产

“在我国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中的一半已经在该城市居住超过5年，而居住超过10年的也有20%。如果不能对这些人尽快实行市民化，那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问题和后遗症。”9月9日至10日，中信建投证券举办的2020年度资本市场峰会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说。两个星期前的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座谈会上，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其中，生于1973年的陆铭，是发言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我不敢说我接下来说的全部立即会转化为接下来的政策走向，但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我坚信基于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所作出的政策建议，被执行只是时间问题。”此次峰会上，陆铭表示。作为劳动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和城乡区域发展方面的专家，陆铭此次演讲主题围绕“十四五期间的区域与城乡发展”展开。陆铭主张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发展中营造平衡。而当前我国在代表集聚发展的

3月23日陆军教授在国际都市圈经验与中国都市圈发展论坛演讲纽约、伦敦、东京三大都市圈的成就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先不谈它的成就，从问题导向出发，我首先来归纳现阶段伦敦大都市圈发展中面临的几个方面的短板，其次是脱欧等因素对伦敦的影响。一、伦敦大都市圈发展短板第一，空间地理方面。可以清楚看到，伦敦（核心）是非常强的，核心与外围的差异在空间上的差别也非常清楚。因为伦敦中心区人口非常密集的时候，为了缓解人口过度集聚态势，曾通过卫星城分流把人疏散出去，但也为后期发展留下了地理障碍。人口疏散过程中32个自治市和伦敦中心城发展出现断裂，出现了问题，其结果是整个大伦敦地区，除了主中心非常强之外，其他区域仅起到“卧城”作用，即晚上回来休息，然后再（到主中心）上班。好在伦敦市政府和大都市区发现了问题，也有所改变。首先是确定了东部发展走廊，强化东伦敦地区发展；另外强调中心概念，力图恢复中心区人口容纳能力和服务能力。但毕竟这个时候中心和外围差别是比较大的，当伦敦意识到地区差距问题的存在，便开始进行了第二金融城、金丝雀码头等项目建设，意在实现地区平衡，发展产业功能的集聚中心。尽管这种方式解决了中心城市的压力，形成了

现在有两个文件非常重要，一个要素市场改革的文件，还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城镇化的，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很多人将这两个文件解读成疫后启动经济恢复和应对疫情的重要措施，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考虑的。下面我主要谈三个观点。第一，关于经济刺激与要素市场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多做法着重于如何在应对疫情的措施上加码，也就是如何刺激经济恢复。也有学者在讨论经济刺激过度的可能负面后果和对疫后经济转型带来的扭曲。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冷静的呼吁与部门实际做的不一样，反差很大。部门在忙着怎么样把这些钱落到项目分下去，承接这些项目的人都觉得是好事儿、好机会。这比资金该怎么保证投准、投对呢？经济刺激、疫后恢复不能简单就是编制项目，接下来就是采取政府行动。这些资金的投放如果不跟要素市场发展结合起来，最后只会变成政府行动。如果最后就成为政府在这里投，政府在这里分项目，从整个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来讲这是一种倒退。这个危险不是不存在的。这次的疫情从应对来讲，实际是靠体制最后国内的疫情蔓延给压下去了。但是，疫情肆掠压下去的同时也造成我们整个经济恢复的难度非常之大，因为为了打这场仗，我们不得不阻断了所有的要素，先是堵人、堵物流，堵这

一定要推进区域竞合中的思维创新：在人类进入社会数智化、都市圈层化以后，和传统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区域竞争大不同：不是以邻为壑、恶性竞争，进退杀伐、成王败寇，而是尽可服务、力推共享，兼收并蓄、互利共赢。都市圈背景下单个城市发展的路径选择——以海宁市为例成稿于2020年6月28日壹城市化城市，最初可理解为因安全（抵御外敌）需要的筑墙围城。以后随着分工的细化，大量的二、三产业以及相应的就业人口和赡养人口，高密度地集聚在一个狭小的地理空间上，我们就把它叫作城市。城市化实际上是一个以业（分工）兴市（交换）、以市（财富）建城、以城（中心）促（集聚、辐射、带动）化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在1845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写道：“大工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注：厂房）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居民点）。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要有其他的人，如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服务业的发展）。……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变”即“化”，即所谓的“变化”。随着“城市区域化，区域城市化”的

现在更要关注城市经济的一些新变化：第一，服务经济和数字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形态。第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深度信息化（包括数字化和智能化）。第三，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的快速发展，高速便捷。第四，工业社会的城市化形态，趋向信息社会的城市化形态。第五，单个城市摊大饼式发展，趋向城市群葡萄串式的发展。第六，城乡、城际分割型的城市化走向融合型的城市化。第七，城市区域化（城市空间扩张）和区域城市化（形成弥漫型的高水平城市化区域）互促共进，良性发展。城市经济特征和城市发展转型成稿于2019年6月24日城市经济也是区域经济。我们讲一个区域，其实是一个地理空间。区域的空间无非是两块，一个是城，一个是乡。相对而言，城是一个点，乡是一个面。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点和面的关系。城市是增长极核，是汽车的引擎，是区域经济的核心；乡村是边缘地带，是汽车的轮子，是区域经济的外围。城市经济有什么特征呢？可以概括为五条：第一，它是“非农经济（工业制造+服务经济）”。城市里发展的产业无非二、三产业，也即工业和服务业，农业都是在乡村搞的。第二，它是“密度经济（规模+能级）”。我对城市有个原创的解读，叫作“二三产业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