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

发布者:童炜锋发布时间:2020-04-15浏览次数:12

在我国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中的一半已经在该城市居住超过5年,而居住超过10年的也有20%。如果不能对这些人尽快实行市民化,那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问题和后遗症。 ”

99日至10日,中信建投证券举办的2020年度资本市场峰会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说。

两个星期前的8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座谈会上,9位专家代表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其中,生于1973年的陆铭,是发言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位。

我不敢说我接下来说的全部立即会转化为接下来的政策走向,但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我坚信基于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所作出的政策建议,被执行只是时间问题。此次峰会上,陆铭表示。

作为劳动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和城乡区域发展方面的专家,陆铭此次演讲主题围绕十四五期间的区域与城乡发展展开。

陆铭主张加快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而当前我国在代表集聚发展的城市化和城乡区域发展方面却存在多种滞后。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率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城市化速度不是太快,而是太慢了。陆铭称,通过数据对比,我国城市化率比在国际上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低了5%-10%

与同在亚洲文化圈、同在二战后经历快速城市化过程的日韩相比,也有所差距。

仅仅按城镇户籍来统计的话,中国也有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是没有当地城市户籍的,我们俗称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现象。陆铭说,中国排名前30的都市圈,其规模也还不足以与我们人口大国相匹配。

为此,陆铭提出几项建议,其一,人口集聚可以进一步加强。

他称,按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城区人口在5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是要全面放开户籍制度,但500万人以上的城市接下来要成为改革的重点。

再就是市民化进程,陆铭观察数据发现,有些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中有一半已经居住超5年,居住超10年得也有20%,而这些人如果不能尽快市民化,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问题和后遗症。

中国的人口分布远比GDP分布来得更加分散,陆铭表示,如果能达到一个地级市的GDP规模在全国所占比重与其人口规模在全国所占比重大概一致的话,就能达到我们长久以来追求的均衡发展

另一个要素,土地问题。

陆铭说,当前国内有一种现象,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给了人口流出较多的中西部。这些地用来干什么了?我们发现,很多都是用来造工业园,我们去过的中西部一些地方,每个县都有一个工业园,而且大量工业园都是远离大港口、远离大城市、远离好的交通要塞。

而与此同时,人口流入较多地区房价不断高企。

我们想一想,如果人口和土地可以实现空间的高效匹配,那么沿海大城市可以因此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又会因增加土地供应使得房价稳定。陆铭建议,要在人口持续增长和房价高企的城市增加建设用地供应,加强低效利用的工业和商服用地向住宅用地灵活转换,建设更多商品房和公租房,适度放松容积率管制,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对城中村等低成本居住形态的包容度。

除此之外,尽快推行12年制义务教育、解决留守儿童与进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在陆铭的建言之内。

有人担心过度城市化、过度人口与经济集聚会带来大城市病,反而阻碍发展。对此,陆铭说:根据我的研究,中国污染问题与人口数量相关性并不强,通过控制人口集聚来治理污染等城市病作用不大,还可能把经济增长给治没了。

我的建议是从供给侧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和智慧的管理手段,优化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布局。陆铭说。


来源:澎湃新闻

发布时间:2020911


投稿邮箱:ciu_zju@z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