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刘亭就“浙江8个方面38条政策措施稳经济”相关话题接受媒体采访。他指出，要抓紧把这些招数都抖落出来，且执行过程中要求真务实，精准管用。来源：“茅莹今日秀”微信视频号2022-05-31

​劳动、资本、土地三大基本要素在龙港崛起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劳动”在城市化语境下，聚焦在“人”上：如何突破户籍制度藩篱，让劳动的主体——劳动力，进而使人口能够做到自由流变。“资本”在城市化语境下，聚焦在“钱”上：如何突破资本匮乏困局，让建城的资金在单一的政府划拨之外，从市场、从社会上获取，进而使资本能够做到自由流动。“土地”在城市化语境下，聚焦在“地”上：如何突破城乡分割迷思，让建城的土地由农地基于发展的正常需要便利地改变，进而使土地能够做到自由流转。

十九大以来，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转化，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念也向绿色发展、创新驱动、文化引领、品质生活、韧性安全等方向演进。雄安新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国家战略实践的空间载体，首当其冲肩负着践行规划建设新理念的使命。雄安新区作为国家“千年大计”，率先创新、率先突破，坚持生态优先，充分运用“中华营城智慧”，旨在建设绿色、创新、韧性、宜居的典范城市。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根植江南水乡地区，在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新经济新业态等方面集成创新，致力于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域功能与风景共融的发展之路。

2020年对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中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评价。我对2020年的概括是，一个好于预期，二个标志性事件。“一个好于预期”，主要经济指标、就业、通胀率、国际收支都好于预期。

数字化已然是全球发展的最强驱动力之一。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推进数字化改革”列为“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首要举措。

2019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龙港市，龙港成为全国第一个镇改市，也是全国唯一的不设乡镇、街道的县级行政区域。改革开放以来，龙港从一个总人口仅有7812人的小渔村逐步成长为全域人口达58.4万的县级市，走出了一条以市场机制为驱动、地方农民自发建城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龙港城镇化进程的历史轨迹改革开放以后，浙江温州被国家批准为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港口建设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龙港位于鳌江入海口南岸，水路交通便利，鳌江港是浙江省五大港口之一。1983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龙港镇。虽然，龙港镇问世了，但缺乏国家自上而下的资金投入，建设资金成为制约其城镇发展的瓶颈。颇有商业头脑的温州农民，看到了城镇建设蕴含的巨大商机，自发要求到龙港镇来投资。1984年7月，《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发布，提出“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盖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吸引了周边农村劳动力自带口粮进城、自建住宅落户、自办企业发展、合伙集资建设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仅30天内，龙港镇就收到了5000多户农民的申请。两个月时间里，龙港镇就收到了近千万元“公共建设费”。两年后，龙港镇基本建成，成为国内第一个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完全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表现，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是经过长期理论和实践探索得出的宝贵结论。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确定了“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世界不少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乡村地区的凋敝和衰落，直到今天很多发达国家的农村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但依然存在留不住年轻人的问题，可以说如何保持乡村地区的发展活力是各国普遍面临的现代化难题。在我国，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80%甚至更高水平，仍会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因此乡村振兴是关乎这几亿人能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同步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十四五”时期能否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上取得突破，对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一、“十四五”时期城乡融合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十四五”是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随着国内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当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时，绿水青山就成了金山银山。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关键在于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探索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选择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当前，许多地方正在进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文在总结浙江经验的基础上，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内涵和经济学机制进行梳理，以期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探索有所帮助。生态产品价值的概念辨析所谓生态产品，是指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和服务，主要包括物质产品供给、生态调节服务、生态文化服务等。也有人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载体理解为生态产品，譬如提供生态调节服务的森林、绿地。广义的生态产品可以理解为某区域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生态产品价值可以定义为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生产生活所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与生态产品价值相关的概念主要有：生态系统服务（eco

本文选自中国资本市场50人论坛嘉宾直播实录，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尹稚教授以“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当下与未来”为题，发表了直播演讲。本文围绕四部分内容展开：1、回顾城镇化规划实施成效2、五大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3、城镇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它有哪些独特性？4、城镇化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和影响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发布，到这几年一系列试点城市的实施，已经走过了三年多的进程。今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第一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收官，下一步规划进程即将开启。1回顾城镇化规划实施成效当年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确定了四大战略任务，五大核心举措。围绕四大战略任务基本上就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五个核心举措，一是推动人口管理制度改革，解决人怎么能进城，把所有渠道都打通；二是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当然城乡之间的土地流动现在还有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有待进一步的破除；三是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城乡建设对传统土地资本的依赖正在下降，要寻找新的资金保障来源；四是健全城镇住房制度，中央已经明确提出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多个辖区街道，初步判断是由人际传播或物品环境污染引起的感染所致。疫情发生后，引发了人们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环境的关注。农产品批发市场究竟应该怎么管？事实上，原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早在2004年就已发布《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规范（GB/T19575—2004）》文件，规定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环境要求、经营设施设备要求和经营管理要求，明确提出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建立食品检测、卫生防疫、环境卫生工作制度。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类似的标准或规范性文件，明确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的管理要求。也就是说，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管理并非无章可循，而往往是重制度轻落实、重标准轻实施。这也是当前中国城市管理中的突出问题。长时间以来，我国城市管理往往表现为一种事后补救式管理模式。发生问题后，开展一系列运动式大整治，“风头一过，问题照旧”。为什么城市管理常常出现这种重制度轻落实的情况？除了在激励惩戒上可能存在问题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市管理内容纷繁复杂，要求事无巨细，而城市管理部门能力和资源较为有限，即便“五加二、白加黑”，也难以实现24小时无死

承载新中国几代人梦想的民法典，到底编纂有多难？主持人：民法典在编纂工作过程中，主要是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或者精神进行的呢？编纂民法典的工作持续了几十年，这期间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民法典通过之后对我们的意义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周江洪：这次的民法典编纂工作应该是新中国以来第5次起草民法典。第一次是1954年，上一次是2001年。新中国5次起草民法典，也说明起草民法典的重要意义和它的难度所在。这次民法典主要坚持了五个方面的原则，其中第5个原则当中讲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等等，我想就科学立法做一些介绍。坚持科学立法，就要求我们既尊重历史延续性，又要结合时代发展、社会发展做出革新，保持适度的前瞻性和开放性。因此，这次民法典并不是制定全新的法典，而是就大量的单行法做出体系整合和编纂。从编纂的结果来看，其中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内容是原有单行法、司法解释的保留或者非实质性修改，三分之一左右是对原有法律的实质性修改或者新增加的内容。我个人觉得，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最主要的难点在于，如何能够体系性地整合大量的单行法，整合学说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如何取舍民法典究竟对哪些民事具体制度作出规定以及如何规

6月6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青年论坛NO.2举行，论坛主题是“更高质量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治理现代化”，本次论坛以演播室在线直播形式举办，凤凰网财经全程报道。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赵鹏军在论坛上表示，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交通是个非常重要的要素，“衣食住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行”代表着交通。现在的城市交通面临着很多问题，包括交通拥堵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之一。交通是高质量发展里非常重要的民生问题，交通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国家层面历来对交通都非常关注，尤其2019年出台了“交通强国战略”。赵鹏军认为至少可以在九个领域对交通进行治理，并详细阐述了如何在九大领域中发力进行交通治理。赵鹏军表示，在可持续交通发展过程中，作为空间规划，不是静态过程，而是个动态的过程，每一种要素都在快速地发生变化，使得该过程更加复杂。在发言最后，赵鹏军表示：“因为这个题目是“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从不同的空间视角，从社区到城市，到都市圈，到城市群，这些城市化的格局背后支撑它的是非常高效、公平、绿色的交通体系，交通体系本身又是国土空间规划或空间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新一轮空间规划体系之下

摘要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政治和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挑战。5月30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春夏论坛举行线上会议，聚焦“红利与挑战”，探讨“后疫情时代”中国城镇化的新征程。城叔将聚焦与会专家核心观点，陆续推出系列文章。本期专家——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规划司司长徐林。城市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推动和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需要制度来适应这样的变化。在5月30日举行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0春夏论坛上，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中国未来深化城市化的过程，应该加快制度改革，以更好地适应而非“阻止和扭曲”这一过程。在他看来，城乡差距和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动力依然强劲。但如果未来的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一过程，则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最终不利于高质量发展。问题是，未来的城市化究竟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制度改革？八九千万城市流动就业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它是劳动力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经济、社会、制度出现了一

后疫情时代，我们如何走向更为健康的城市？其实，城市规划就起源于人类对健康诉求的回应。而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从城市规划视角重新审视城市空间的“健康性”，完善城市的“免疫力系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朱介鸣认为公共卫生不只是课本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会切实影响民众生活的事件，并且这个事件会对规划提出要求。他以新加坡疫情为例，指出新加坡不同群体感染率悬殊的关键原因在于居住条件的差异。他认为以往有关低收入者居住条件的讨论，往往是从收入水平进行评判，但如今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的探讨不可或缺，在今后的规划中，人均居住面积将会成为重要考量。近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搜狐城市作为全渠道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联合策划的系列访谈节目《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变革》正式上线，第三期嘉宾为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朱介鸣。高密度并非一定会引发高感染率实际上，现代城市规划的源起与城市公共卫生问题关系密切。朱介鸣介绍，工业革命催生了很多大城市，城市密度提高之后，城市垃圾却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