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语」
在城镇化宏观视野中考察县城建设和县城发展，绕不开县城的三个主要战略定位：其一，县城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演进的空间经济单元，也是推进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层级，其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将影响整个城镇化的规模扩大和功能升级；其二，县城具有明显的城乡过渡属性，是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空间，必须将其置于城乡关联的框架下进行分析；其三，区域城镇体系呈现功能与规模的清晰分层结构，县城在此体系中发挥着我国城镇化“稳定器”的基础性作用。
本专题将围绕以上三个战略定位，结合课题实地调研成果，推出系列文章，梳理县城作为中国城镇体系中的重要空间单元，所承担的城镇化任务，即“载什么”、“怎么载 ”。
城镇化是内嵌于国家经济体系的动态演进过程（王小鲁，2010；Davis and Henderson，2003）。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以来，区域城镇体系的完善和空间载体的优化成为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主题之一。在中国区域城镇体系中，县城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作为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次级区域，县城对上与城市基础设施连通，对下与广大的乡镇农村网络密切勾连，是以产业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城镇体系的关键一环。以分工为起点，杨小凯等学者指出，经济发展是分工和专业化演进的过程，城市是集聚经济和分工的自然结果；随着分工的发展，市场会自发地形成最优的城市功能与规模分层结构，不同层级城市因效率差别而承担不同的功能分工，通过协调发展形成一个高效城镇体系（杨小凯，张永生，2003）。在此分层城镇体系中，人口、资本、资源、信息、技术等大量生产要素在大城市集聚（李晓江等，2014）；农村地区作为“外围区”，通常自给自足，并接受临近的高等层级城市提供的专业化服务。介于两者之间的县城，或培育地方化特色产业、从而增强区域发展竞争力（钟水映，1994；王昭耀，2000），或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并为其提供相关产业配套服务（陈甬军和陈爱贞，2007；刘国斌和杨富田，2017；陈刚等，2019）。
第二，县城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在区域城镇体系中流动的 “中转站”。劳动力要素方面，在大中城市，“候鸟型”和“钟摆式”的劳动力流动模式成为主导，“不完整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城市就业、生活、交往等多个层面的社会排斥，难以实现留城定居(白南生和李靖，2008；李强，2012；魏后凯和苏红健，2014; 世界银行，2014)，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选择大城市工作、县城买房，或干脆回流到县城定居（李强，2012；孙样栋等，2016）。土地要素方面，基于土地不可移动的天然属性和我国当前的农地产权制度，土地资源的供需不匹配成为区域城镇体系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掣肘。而县城正是城乡土地要素跨界配置的天然载体，理论上，以县城为空间单元的就地就近城镇化，能有效提高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以及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进而提升农地转化效率，加快土地要素在区域城镇体系内的流动。
第三，在区域城镇体系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建立起供需方面的互补关系，县城构成了这种互补关系的空间轴线。在城镇体系发展的过程中，“中心区”或“增长极”与周围地区之间建立了供需方面的互补关系（陆大道，1984），县城则成为了实现这种互补关系的发展“轴线”。依据空间性质和承担的功能，这种“轴线”上的县城可被划分为生产地、商贸地、居民点、运输枢纽等多种类型（陆大道，1984；李晓江，2012）。近年来，“飞地经济”式的县城成为了区域城镇体系中空间轴线的新类型，尤其是对于某些缺乏优势产业、难以参与区域产业分工的县城而言，通过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上的跨区域合作（麻宝斌，2014），既能够缓解发达地区资源瓶颈，又可以弥补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缺失，进而实现两地共赢、区域协作。
作者：麻玉琦
主编：张蔚文
责编：麻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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