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2日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教授应邀参加“杭城论道”学术沙龙暨“求是智库”系列讲座，分享了题为“城市、区域与国家发展：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学术讲座。本次学术沙龙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蔚文教授主持，吸引了线上700余名听众的参与。
陆铭教授的学术讲座基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立足于国内的现实，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几大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
首先，他从中国经济的欧元区化问题切入，指出中国各省之间的经济发展现状与欧元区内的国家类似，存在着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负债率更高的现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户籍制度下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导致的区域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拉大。此外，在全国统一货币的政策下，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无法通过主动的货币贬值提高经济发展动力，只能不断举债来弥补财政收支之间的差额。
随后陆教授从国家、区域和城市三个层面的“三角悖论”出发，讨论了经济集聚与平衡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中美日三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只有GDP与人口在少数地区的同步高度集聚才能带来城市之间人均GDP差距的缩小，即“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此前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地理位置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市场力量引导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同时，政府力量在引导资源向中西部配置，导致了资源在空间上的错配。
接着陆铭老师从国家城市体系的角度指出，当前国内排名前30位的大城市，其都市圈人口数量都明显的偏离了齐夫法则，这说明了中国的都市圈规模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进一步提出了“大国大城”这一中心观点并解释了城市规模与城市病之间的关系。经验研究表明，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城市内部存在的规模经济效应是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上升对提高城市废水处理效率、缓解城市拥堵等城市问题具有正向的显著性。
最后，陆铭老师强调要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促使人口和土地要素流入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此外，可以借助全国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偿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债务，但这一改革也面临着对当前国内政治制度和传统观念的挑战。
讲座结束后的讨论问答环节，与会的各位听众踊跃提问，陆教授对各界学者们的问题做了详细解答，并进行了积极的互动与交流。
Q：七普数据表明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1.17亿人，这部分人口的户口问题一经解决，可以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未来5-10年人口增长将迎来拐点，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宁波，在进行人口规模规划时应该如何面对新形势？
A：人口流动分为乡-城人口流动与城-城人口流动，市辖区人户分离主要指城-城流动的部分。当前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以乡-城流动为主。未来近三成的乡-城流动群体会随着城市发展进程与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市民化。未来5-10年中国人口增长拐点的到来，会导致64%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例如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完成后还会出现人口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的现象，中国一些大城市及周围都市圈的人口集聚过程还远没有完成。
中国大城市是根据人口量级来定义，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人口规模会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宁波这样的城市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通过吸纳别的地方的人口，另一种是宁波处在长三角地区，人口又会被杭州、上海、南京所吸纳。两种力量的动态博弈决定了未来宁波的人口规模，比较难预测。
Q：如何看待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发展县域经济之间的关系？
A：大城市、中型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及农村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城市体系。中国的现状是，其一，在人口大量流入的大城市存在着户籍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导致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低、市民化进程滞后；其二，地供应受到行政性力量的管制，导致土地和住房的供应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因此我的研究重心放在政策的“松绑”、“改革”上。
中国大城市太大了，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小城市，人口往大城市集中与中国未来会有大量的中小城市与县城两者间不矛盾。大城市要“松绑”，小城市也要找自己的竞争力。县域经济差别很大，越靠近大城市的地区，县域经济越有可能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而越远离大港口和大城市的地区，未来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在人口持续减少的过程中，寻找新的比较优势。
Q：西部省份因为自然条件限制，导致扶贫过程中债务高，这种情况解决思路目前可能就是发展好的地方协助还债了，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这一制度最大问题在哪里呢？
结语：
A：中国目前可能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将蛋糕做大，然后弥补漏洞。障碍在于体制与观念：户籍制度没有完全改革，人口不能自由配置到生产率高的地方；土地资源没有放开，人口流入的地区建设用地减量供应，这与实际需求相悖；财政转移支付投到欠发达地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了均衡，另一方面导致发达地区的资源投入减少了。
Q：现在中央政府提的乡村振兴战略会和新城一样，投入高，低产出吗？今年中央政府提到共同富裕，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
A：乡村振兴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推进的，乡村振兴的提出对于发展地理位置不好、人口流出的地区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人口城镇化与有效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人出来、钱进去。部分人口流入城镇、实现市民化的同时，农村可以发展规模化与现代化的农业、旅游业，实现这两类人群的共同富裕。
【主讲人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高校。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学术畅销书《大国大城》的作者。担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Asian Economic Papers (MIT出版社)编辑和《世界经济》等期刊编委。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点击获取本次讲座PPT
陆铭：欧元区病与中国经济－空间政治经济学.pptx
点击查看本次讲座视频
2021杭城论道第5期_20210923212339.m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