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3日至15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对杭州、温州、金华三地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座谈调研。调研工作由浙江省建设厅二级巡视员谢永明带队，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雪锋，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蔚文，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城镇所高级工程师王辰等人参与调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学文，博士生余思宇、硕士生罗笑含一并参与。
01 城镇化建设工作中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大现代化基本单元
从城市建设角度看，未来社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城市基本单元、未来乡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乡村基本单元、城乡风貌样板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城乡融合基本单元。其中美丽城镇作为城乡风貌样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未来社区和未来乡村建设串联全域、连点成面，创新探索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一张网”。
在义乌市的城镇化实践中，三大基本单元间的联系体现得尤为明显：城市内部国有土地推进城市更新，将未来社区概念整合融入进中心城区的存量小区改造中；城郊地区依托“美丽城镇”的建设理念，推进拆迁和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城市周边地区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加速农村有机更新与异地奔小康政策落地。
三项工作层层推进，带动一系列项目的高效落地，但这也对各地各部门的统筹协调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何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各类载体和相关试点政策有效整合成实际的工作抓手，成为困扰基层工作的重要问题。
而且，在当前大部分农村中青年劳动力不断外流的背景下，“美丽乡村”、“未来乡村”等农村项目建设，是否带来了资源的错配、是否真的能够造福于民，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正如座谈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所说：“乡道两边风景如织，路边目之所及是价值上万元的树木，但是推开村门既看不见村民，也不见游客”。在市场逻辑下，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县城与乡村往往能吸引到更多工商资本的投入。即使是杭州市的乡村，也仅有极个别交通便利、区位优势好的“网红村”能够培育乡村现代产业，吸引游客并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激发乡村活力。对于更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年轻人大多选择进城打工赚钱，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严重；而老年人口亟需的是乡村的养老服务：家门口的老年食堂、养老院，以及村内的老年活动空间。如龙港市作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农村空置率高、基础设施老旧，许多农居已经变成危房，在其“美丽乡村”工作建设过程中，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结合与“一老一少”居住环境的改善是其工作重点。
由此，在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在实践过程中应当协调并进，牢牢把握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人为核心”的工作要点。各项政策的全面铺开也需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区域的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特征投放不同的要素，推动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质量与利用率的提升。
02 县城分类发展的路径探索与现实挑战
结合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中关于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的意见，调研组与有关县市的部门展开了一些讨论。部分干部强调，中央顶层设计落到县城时，需要结合自身发展现状、找准发展重点，分类推进。
县城的错位发展，需要科学准确地把握功能定位。本次调研涉及杭州市、温州市和金华市的山区县，可将它们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是专业功能县城，但在浙江地山区县中，多是依托山区发展特色产业但产业规模有待提升的县城，如温州市永嘉县、金华市磐安县。永嘉县具有较好的旅游资源楠溪江，但配套设施的欠缺制约了永嘉产业模式多样化转型。磐安县地处山区，城市发展受到城区空间面积的严重制约，城市内部产业平台和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招引重大产业项目难度较大，产业转型升级较为困难，工业产值与税收较低。但磐安另辟蹊径，近年来着力发展飞地经济，目前金磐合作园区第三期正在落地，依托健康产业与康养产业，实现产业链延伸和产值提高；同时鼓励下山移民与宅基地落户，人口城镇化率提升潜力较大。
其二是生态功能县城，如淳安县。此类县城最突出的特征是——生态保护需求制约产业发展。淳安县87.73%的国土面积划入二级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区，80.05%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只减不增”，这意味着淳安县的本地经济发展将会受到生态保护功能的约束。有限的城市开发空间限制了大规模产业项目的引入，制约了城镇的人口承载能力，农民难以获得就业机会，便会选择重新回到农村或者外出打工。面对这种困局，淳安县大力扶持当地建筑业，通过争取县级专项扶持政策，加快当地建筑公司的资质审批，不仅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实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增加。
其三是人口流失县城，浙江的这类县城普遍城市能级有待提升、受到区域中心城市的虹吸导致县域人口不断外流，如温州市文成县、金华市武义县。根据数据统计，文成县有1/3户籍人口在县外流动，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产值较低、增速较慢，服务业又容纳不了过多的就业人口，农民城镇化意愿低，此外大量的侨胞导致本地的资金外流。而且，文成县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旧城改造拆迁与房地产管控导致县城房屋囤积，在本地人口不断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动力弱的现状下，房屋的“去库存”成为当地城镇化建设的一大挑战。
总的来说，对于地处生态功能区的县城与人口流失县城来说，需要选择与自身功能定位一致的减量（精致）发展的路径。“减量”规划同时将导致县域产业发展重心的转变，上级政府的考核方式也需做出相应的调整。
0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难点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仅取决于农民能否在县城找到工作，还涉及到农村权益保障问题，包含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
义乌市在集聚建设城乡新社区过程中，将耕地保有量低于人均耕地面积且生存主要收入来源不依赖土地的一批村民集中安置，推进宅基地权益的货币化——除去人均30平方米保障房面积无法进入市场流通外，其余的安置面积可进入市场流转置换为货币；同时，将这一批农民纳入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范畴，保障其在就业技能欠缺的情况下也能够在城镇生存。而对于异地奔小康（高山偏远村民安置）的农户，安置系数则相对较低。
必须注意的是，该政策在义乌市能够顺利推进的前提是当地较强的经济活力，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能够通过市场与个体工商经营解决就业问题，在其他地区的可复制可推广性较弱。如不少生态功能区县城都面临着生态敏感区、高山偏远村民转移与集中安置难的现实挑战；各县市农民工就业培训所设定的课程与就业需求错位，导致农民就业能力得不到提升，因此主动进城的意愿也不够高。
